【专家观点】蒋亦璐丨教育强国战略背景下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逻辑
蒋亦璐
教育学博士，国家开放大学终身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成人教育基本理论与实践、终身教育、国际远程与开放教育
摘 要：教育强国战略背景下，学习型社会建设已成为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重要内容，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话语体系成为推进教育强国战略、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时代使命。基于系统论方法，从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四个维度，阐述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逻辑。其中，历史逻辑回溯文化传统与理念演进，夯实话语体系的文化根基； 现实逻辑分析多维话语需求与实践困境，锚定话语体系的现实依据； 理论逻辑阐述核心概念与整体架构，搭建话语体系的理论框架； 实践逻辑探索体系化建设、工具化赋能、价值化引领的三重路径，推动话语体系的创新实践。
关键词：教育强国； 学习型社会； 中国话语体系； 建构逻辑； 终身教育
文章出处：蒋亦璐.教育强国战略背景下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逻辑[J].终身教育研究，2026，37(3)：33-43.
一、问题的提出
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而学习型社会建设则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柱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高度，明确提出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这一表述首次将“学习型社会”与“学习型大国”并列提出，凸显了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战略地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深化改革的总体框架下，进一步强调“推进教育数字化，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加强终身教育保障”，从体制机制层面为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了改革动力。2025年，第二次全国教育大会从实践路径角度，强调“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受益面，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为学习型社会建设指明了数字化转型方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行动指南，更是将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确立为重要目标，明确提出到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202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强调“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将“教育数字化”与“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优化”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点任务，体现了数字赋能与服务优化的双重导向，为未来五年学习型社会建设指明了方向。这一系列重大政策部署，构成了一个从战略定位到改革赋能、从数字实践到长远目标的政策框架，将学习型社会建设置于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位置，为其发展提供了清晰的顶层设计。然而，在宏伟蓝图向生动实践转化的过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日益凸显：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征、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学习型社会建设话语体系？
本研究所指的“中国话语体系”，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基于中国学习型社会建设实践经验所形成的涵盖核心概念范畴、理论解释框架、价值导向原则和话语表达方式的系统性知识体系。当前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话语体系建构面临三重突出问题：一是话语体系碎片化。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学习型城市、社区教育、终身教育等局部领域，缺乏将这些分散概念整合为统一理论框架的系统性建构。政策文本中虽频繁出现一些概念表述，但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层次结构和适用边界尚未得到清晰界定，导致理论阐释与政策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程度脱节。二是理论原创性不足。国际学术界关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话语体系仍以西方理论为主导，我国虽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但缺乏将这些实践经验提炼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原创性理论成果，未能形成立足中国实践、回应中国问题、体现中国智慧的自主知识体系。三是国际传播力薄弱。中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独特经验尚未转化为国际学术界认可的标识性概念和理论范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平台的相关讨论中，中国在理论引领、概念创新等方面的声音相对较弱，难以充分展现中国方案的独特价值和世界意义。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从学理角度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由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关系要素构成的系统。因此，立足教育强国战略全局，从理念转化到路径选择，系统建构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中国话语体系，不仅是贯彻落实教育强国战略、完善教育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更是彰显中国教育理念、传播中国教育智慧、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时代使命。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不仅能为教育强国提供有力支持，对于建设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等一系列强国目标也将提供重要支撑。这一判断深刻揭示了学习型社会建设在强国战略全局中的基础性地位，对于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从实践探索走向理论自觉、从经验积累走向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分析框架
本研究的方法论建立在系统论基础上。系统论强调整体性、关联性、层次性和动态性，要求我们将研究对象置于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中加以考察，这为本研究提供了具体的分析工具和研究路径。本研究中，系统论体现在：将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话语体系视为一个由多个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从历史、现实、理论、实践四个子系统及其相互关系中把握整体特征，关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和功能联系，并强调开放性和发展性。
在本研究中，“建构逻辑”既是对已有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中国话语体系形成过程的概括，也是对未来该话语体系完善方向的规律性认识。基于上述方法论基础，研究遵循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的分析路径，从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四个维度展开。这一路径体现了系统论的整体视角和结构分析方法。其中，历史逻辑系统回溯学习型社会建设与中华民族学习文化传统及其理念演进的关联，夯实文化根基。现实逻辑深入审视当前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真切话语需求与突出实践挑战，锚定现实依据。理论逻辑致力于阐述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核心要素与整体架构，搭建理论框架。实践逻辑着力探索学习型社会建设理念向实践转化与突破的可行路径，推动创新实践。就彼此间的关系而言，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构成建构的双重依据，理论逻辑构成建构的核心内容，实践逻辑构成建构的转化路径。四者相互支撑、层层递进，共同勾勒出该话语体系建构的逻辑链条（如图1所示）。
图1 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逻辑关系图
三、历史逻辑：中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文化传承与理念演进
任何一种话语体系的生成与发展，都深植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是其民族精神与文明血脉的现代表达。建构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中国话语体系，必须回溯中华民族悠久绵长的学习文化传统，厘清其理念演进的内在脉络，从而为话语建构提供深厚的历史合法性与文化根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一）礼教传统与学习文化的制度化演进
中国学习文化的独特性首先体现在其制度化特征上。中国的学习传统自古以来与国家治理、社会秩序紧密结合，呈现出鲜明的制度嵌入性。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学习不是独立于社会体系之外的个体行为，而是“修齐治平”这一儒家政治理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与这一学习观相对应，《礼记·学记》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将教育置于国家建构的首要位置。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打破了西周以来“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垄断格局，使教育从封闭的阶层特权转变为相对开放的社会资源。这一理念在隋唐科举制度中得到制度化体现。科举制度通过标准化的考试选拔机制，将个体学习与社会流动、国家治理建立制度性联系，使“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当时普遍的社会价值观。这一历史传统为理解当代中国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了重要视角，它解释了中国何以能够以政府为主导，通过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快速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历史上形成的将国家发展与教育紧密结合的传统，使得当代中国将学习型社会建设纳入国家战略具有深厚的制度基因和社会认同基础。同时，它揭示了“全民学习”在中国语境中的独特内涵：学习既是个人提升的手段，也是参与社会、服务国家的途径，这为当代“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理念提供了历史合法性基础。
（二）实践导向与学习观的历史演变
中国传统学习观的另一显著特征是强调知识与实践的统一。这种实践导向基于对知识本质和学习目的的深刻认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认识论传统。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集中体现了这一传统的理论深度。他在《传习录》中指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将知与行视为一个完整过程的两个面向。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进一步深化了这一传统。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主张“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强调学问必须服务于国计民生。近代教育家陶行知则实现了传统学习观向现代教育理论的创造性转化，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命题。他指出“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将传统的“知行合一”转化为可操作的教学方法。在传统社会，“学以致用”主要指向科举考试和官僚体系；而在当代社会，学习成果的转化涉及生产力提升、技术创新、社会治理等多个维度。传统的“致用”观念往往带有较强的工具理性色彩，而现代学习型社会还需重视学习的内在价值。如何在继承实践导向传统的同时，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国话语体系建构需要回应的关键问题。
（三）理论传承与创新发展
学习型社会作为一种全球性教育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叶的西方教育思想。美国教育家罗伯特·赫钦斯（R. M. Hutchins）于1968年在《学习社会》一书中提出：“未来的学习型社会，必定要实现一种新的价值转换，也就是要使学习、成就和完善人性（格）成为全体社会所追求的目标。”他强调教育贯穿人的一生，需要通过教育来促进个体及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此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力强调终身教育等理念，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Learning to Be：The World of Education Today and Tomorrow）的报告（简称《富尔报告》）中，强调人类要迈向“一个学习化社会的境界”。此后，全球许多国家相继开展了形式多元且内容多样的学习型社会创建活动。
学习型社会理念引入我国并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在本土教育传统和社会语境的基础上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政策性表达拓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规模扫盲与普及教育，强调教育在社会解放和国家建设中的基础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学习型组织”“学习型城市”等相关概念逐渐引入，回应经济转型和社会治理的需要。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将“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目标第一次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文件。此后，学习型社会越来越多地进入我国的政策中，体现了学习型社会的建设符合我们国家、社会及人民的发展需要。特别是党的二十大将学习型社会建设纳入教育强国战略的整体谋划之中，使其由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发展目标，进一步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理念与制度性支撑。
由此可见，深厚的历史积淀为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三重基础：一是文化合法性基础，使“全民学习”等核心理念具有深厚的价值认同；二是制度经验基础，使政府主导、系统推进的建设模式具有历史合理性；三是思想底蕴基础，为概念创新和理论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素材。然而，历史传统如何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如何回应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和实践挑战，则需要从现实逻辑层面进行深入考察。
四、现实逻辑：中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需求与实践挑战
任何理论建构都不能脱离其产生的现实土壤。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同样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深入把握其话语需求的时代特征与实践挑战的具体表现。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在教育强国战略推进过程中，学习型社会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同时遭遇诸多现实困境与挑战，这些都构成其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依据。
（一）需求的多维呈现
当前，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和日益多元的社会需求，迫切需要建构能够回应时代命题、引领实践发展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
首先，教育强国战略推进的迫切需要。学习型社会建设作为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支柱，承担着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的重要使命。教育强国不仅要求学校教育的优质发展，更需要形成覆盖全民、贯穿终身的教育体系。然而，传统的教育话语往往侧重于学校教育，难以全面涵盖学习型社会所倡导的面向人人的教育。这就需要建构更加系统完整的话语体系，既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要反映现代化建设的时代特点，为推动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的话语指导和理论支撑。
其次，提升国际话语权的迫切需要。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教育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和教育话语权的提升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国作为教育强国的重要内容体现。我国虽在学习型社会建设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相关领域的国际话语表达上仍显不足，缺乏系统性的理论阐释和概念创新，难以充分展现中国经验的独特价值。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习型社会建设方面话语体系，不仅能够更好地诠释中国在该领域的实践，也有助于在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中发出中国声音。
再次，数字化转型的话语创新需求。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学习的方式、内容和环境，催生了在线教育、智慧教育、个性化学习等新兴教育形态。因此，迫切需要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话语体系中融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时代元素，形成能够反映数字时代学习特征的话语体系，为数字化背景下的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指引。“十五五”规划建议将“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与“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并列提出，既强调了数字化的战略地位，也凸显了服务优化的现实需求，这为建构面向数字时代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话语体系提供了明确指引。
最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现实诉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个性化。这对学习型社会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建构能够回应人民期待、体现人民立场的话语体系，更好地阐释学习型社会建设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如何实现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协调发展。
（二）实践困境与挑战
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实践推进过程中，虽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的困境和挑战。这些实践问题直接影响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质量和效果，迫切需要通过话语体系的创新来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引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现实逻辑中的“实践困境与挑战”与之后将要论述的“实践逻辑”想要表达的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前者是指学习型社会建设在推进过程中遇到的现实困境和问题，属于“问题域”；后者是指从话语建构到实践转化的路径选择，属于“解决域”。当前的实践困境与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理论滞后与实践脱节的困境。当前，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在实践层面进展迅速，各地积极探索多样化的建设模式，在“学习型城市”“智慧学习环境”“社区教育”等方面积累了丰富多样的实践经验。然而，相应的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概括和深层次的学理阐释。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不仅影响了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也制约了中国经验向理论成果的转化。
二是数字化转型中的“数字鸿沟”问题。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数字鸿沟问题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西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经济基础等多方面原因，数字经济的引入和发展相对滞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与东部和中部地区仍存在不小的差距。除了地区间的数字鸿沟，不同人群之间也存在数字鸿沟。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5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80.1％；6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15.4％。可见，相较而言，老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较低，还有许多老年人没有接触过网络。如何缩小数字鸿沟，实现数字化学习的普惠发展，成为学习型社会建设面临的重要挑战。
三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机制缺失。学习型社会建设是一个涉及政府、学校、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元主体的系统工程，但在实际操作中，各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形成了“碎片化”的治理困境，影响了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整体效能。
四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与差异化需求矛盾。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资源配置、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不仅影响了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整体推进，也对构建相对统一而又兼顾地区差异化的政策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在保证基本公平的基础上，兼顾不同地区的特殊需求和发展条件，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三）现实条件与制约
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既具备了一定的现实条件和基础，也面临着多方面的制约因素。
一方面，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已在内在基础、外在环境、制度支撑等层面形成有利条件，为建构该话语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内在基础看，深厚的文化传统为该话语体系提供了鲜明的价值导向，同时丰富的实践探索积累了大量经验素材。这些探索包括形成从国家到地方的完整政策体系、多元化的学习形式及创新实践等，为理论概括提供了鲜活的素材。从外在环境看，国际交流合作需求增强，中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理念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从制度支撑来看，党和国家将学习型社会建设纳入重大战略部署。例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等将学习型社会建设提升到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
其中，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中关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政策表述呈现出明显的演进特征，体现了策略话语的深化与拓展（详见表1）。
表1 党的十六大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关“学习型社会”的政策表述演进
首先，从“学习型社会”到“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的话语转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涵：一是战略定位的提升，学习型大国将学习型社会建设从教育领域的具体目标上升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等战略话语体系形成呼应；二是国际视野的彰显，“大国”话语既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责任担当，也表明了中国在全球学习型社会建设中从“学习者”向“引领者”的角色转变；三是规模与质量的统一，学习型社会侧重内部建设的质量与机制，学习型大国则强调规模优势与国际影响力的结合，体现了从“做实”到“做强”的战略跃升。其次，政策表述从“形成”到“建设”再到“加快建设”的动词变化，反映了不同发展阶段的紧迫性认知。党的十六大报告使用“形成”体现探索性，党的十七大报告至党的十九大报告使用“建设”体现系统性，党的二十大报告虽未使用“加快”，但通过与学习型大国并列强化了战略性。最后，“全民学习、终身学习”作为核心修饰语贯穿始终，但在党的二十大报告表述中位置前移（“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话语序列的调整凸显了对学习主体普惠性和学习时间持续性的强调，呼应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相关政策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特色的学术表达。与国际上侧重于个人职业能力提升的学习型社会不同，中国的政策更强调学习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突出教育公平、社会凝聚力与国家治理效能。例如，“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表述，既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终身教育理念的回应，也体现了中国话语在普及性与系统性上的再创造。通过这种政策化与学术化的互动，学习型社会在中国实现了从外来理念到本土表达的转化。
另一方面，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话语体系建构在理论研究、国际交流、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制约。理论层面，各学科的交叉融合还有待提升，对本土实践的学理化阐释不够深入，原创性理论成果相对较少。国际交流层面，国际影响力有待提升，语言文化及认知偏差等制约了中国学习型社会建设话语的国际传播效果。体制机制层面，现有的管理体制相对分割，不同部门、不同领域在学习型社会建设方面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有效的沟通渠道。这种分割状况不仅导致相关政策资源难以共享，措施难以协同，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跨领域统筹推进学习型社会的效率和合力，从而影响其整体推进。
综上所述，现实逻辑揭示了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所面临的多维需求、实践挑战和现实条件。这些现实因素既为该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问题导向和实践素材，也对其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需要从理论逻辑层面进行系统建构，将这些分散的现实需求和实践经验提炼为系统的理论框架，形成既能指导实践又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核心概念体系。
五、理论逻辑：中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理论支撑与概念框架
理论逻辑是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环节，它承载着将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实践需求转化为系统化、科学化理论表达的重要使命。建构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中国话语体系，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中国实际，借鉴和吸收国际经验，形成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外在表达系统性的理论架构。
（一）理论基础
中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话语体系不仅是对国际教育理念的吸收与再创造，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理论基础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了根本的方法论基石。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教育在促进社会进步与人的解放中的重要作用，也为政策表达中“人的全面发展”等核心概念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并在《资本论》中再次强调“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这一意义上，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不仅要回应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还必须与国家现代化战略紧密衔接，确保个体发展与社会进步相统一。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深厚的价值滋养和文化基因。与前文从历史脉络梳理学习型社会理念的文化渊源不同，这里侧重从规范意义上揭示传统文化对当代学习型社会话语体系的价值支撑作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学习理念，如“学而不厌”“有教无类”“学以致用”等，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学习规律的深刻认识，也为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话语体系中“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等表述提供了文化根基和价值认同。
第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实践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指导，科学地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怎样建设，以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学习型社会”等一系列具有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是党和国家新时代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全面表达。这既是该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来源，也是相关政策表达的权威依据。
第四，当代教育理论与国际经验提供了参考与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OECD）、欧盟（EU）在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等方面的倡导，在理论内涵和实践模式上为我国的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话语的国际对话和概念创新提供了学术资源。同时，人力资本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为深化学习型社会的理论认识提供了科学支撑。例如，西奥多·舒尔茨（T. W. Schultz）等学者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医疗和保健；在职人员培训；正式建立起来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非企业组织的为成年人举办的学习项目，包括多见之于农业的技术推广项目；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化就业机会的迁移。这一理论从经济学视角阐释了教育投入与个体及社会生产力提升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学理论支撑。此外，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化学习、人工智能教育、个性化学习等前沿理论，为中国学习型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核心概念体系
核心概念体系是话语体系的实质性内容，是对理论基础的具体化、对实践经验的学理化、对政策表达的系统化。它既是建构的成果，也是建构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些概念本身体现了从历史传统、现实需求到理论提炼的逻辑过程。建构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中国话语体系，需要在继承借鉴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核心概念体系。这些概念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衔接、层层递进、内在贯通、与时俱进的整体。
在战略目标层面，以建设教育强国和学习型大国为战略定位，明确了中国学习型社会发展的方向与使命。教育强国不仅意味着教育规模和质量的提升，更强调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学习型大国则突出全民学习、社会学习与国家战略的深度结合，体现了中国方案对全球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独特贡献。
在体系建构层面，核心概念是“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该体系是现代信息技术与终身教育理论深度融合的创新成果，是提升教育效能和服务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路径。同时，通过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区等基层形态的建设，使抽象的学习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安排和社会实践。例如，学习型城市推动城市治理与市民学习有机结合，是学习型社会在城市范围内的一种表现形式或实践途径。
在价值导向层面，核心理念是“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并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旨归。这一理念不仅强调个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学习权利与可能性，更将教育视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
在动力与保障层面，关键支撑是数字赋能，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紧密联动。数字技术的普及使得学习平台更加开放和智能，推动教育资源的精准供给与高效利用，真正实现“泛在学习”。与此同时，通过与治理现代化的结合，学习型社会不仅成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社会治理注入新的活力（如图2所示）。
图2 中国学习型社会建设核心概念体系
综上所述，理论逻辑通过梳理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核心概念体系，完成了从历史传统、现实需求到系统理论的跃升，为话语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学理依据和概念框架。然而，理论的价值最终通过实践来检验和实现，这就需要从实践逻辑层面进行探索，将这些理论概念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安排、政策措施和行动方案等，进而推动话语体系建构向实践突破的有效转化。
六、实践逻辑：中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转化路径与发展趋向
实践逻辑是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中国话语体系的落脚点，它承载着理论向现实转化的关键使命。在整个建构逻辑中，实践逻辑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是对现实逻辑中所提出的实践挑战的系统回应，将问题导向转化为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是对理论逻辑所聚焦的核心概念体系的实践转化，将理论框架转化为制度安排和行动路径。针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实践困境与挑战，这个实践逻辑呈现出三重结构：体系化建设为基础，工具化赋能为手段，价值化引领为保障，这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理论向具体实践转化。
（一）体系化建设：从顶层设计到制度保障
体系化建设是学习型社会实践落地的制度基础，也是实现理论向实践转化的重要前提。一方面，顶层设计为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战略方向与制度依据。国家层面的规划不仅明确了宏观战略目标，也为地方层面实践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框架。例如，教育部印发的《学习型社会建设重点任务》明确提出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加强新时代学习型城市建设、推进县域社区学习中心建设、推进学历继续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推进非学历教育改革创新、探索三教统筹协同创新路径。同时，财政投入、资源配置与激励机制的制度安排，为学校、社区、企业、家庭等多主体学习空间提供了有序运行的制度支撑。另一方面，制度保障应覆盖多层次、多类型的学习空间。其核心在于建立了一个贯穿学校教育、社区教育、企业培训与家庭学习的互补性体系。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各环节有效衔接，从而推动学习型社会整体发展。例如，建立跨部门协同管理机制，有助于整合资源、明确权责，保障学习机会的公平性和普惠性。借助此类制度安排，学习型社会建设可在不同社会层面形成切实可行的实施路径。尤其需强调的是，制度设计须具备动态性与适应性。社会需求与技术环境的不断变化，要求相关政策与机制能够灵活响应、持续优化，确保实践路径始终与现实条件相匹配。动态调整不仅涵盖政策内容的更新，还涉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评价机制的完善以及多主体协同模式的演进，从而保障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长效性和可持续性。
（二）工具化赋能：以数字化推动实践落地
工具化赋能体现了技术手段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核心作用，是理论转化为实践的重要支撑。在数字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学习型社会建设不仅依赖制度和政策，也依赖信息技术赋能，使学习活动能够跨越时间、空间和地域的限制，实现高效、个性化的教育供给。其一，数字平台建设是实现工具化赋能的关键路径。全国性与地方性在线学习平台（如国家终身教育智慧教育平台）的不断发展，既提升了教育资源供给的效率，也拓宽了社会成员获取知识的渠道。2025年，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提出：“加快构建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学习型社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这一政策部署将数字化手段与终身学习制度建设深度融合，既从供给侧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也从保障侧强化了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基础支撑，为推进学习型社会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与行动指引。其二，数字素养的提升是工具化赋能得以实现的前提。技术赋能并非单向的设备投入，而是依赖于学习者与教育者双方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的支撑。因其直接关系到技术工具的使用成效，在实践中必须重视开展系统性的技能培训、应用指导和持续更新。2021年，中央网信委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提出：“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城乡融合、公平一致、可持续、有韧性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培育体系。”此外，数字化不仅变革教学方式，也为教育管理与决策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对学习行为数据的系统收集与分析，能够精准识别学习需求、优化个性化学习路径，并为教育政策制定、资源优化配置与实施效果评估提供实证支持。
（三）价值化引领：以文化共识凝聚社会认同
价值化引领是学习型社会从实践探索走向深层认同的关键机制，其核心在于将学习行为从个体技能提升层面升华至社会文化建构与公共价值塑造的高度，使终身学习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这一过程不仅依赖于制度与技术支撑，更需通过文化浸润和价值共识实现社会意识形态的深层转化。一是终身学习理念的文化普及与内生动力培育。终身学习理念的广泛接受与内化是价值化引领的基础。在实践中，许多地区探索了将终身学习理念与地方文化特色相融合的路径。例如，中华文化的起源地之一——陕西省商洛市将学习型城市建设全面纳入区域发展战略，融入中国康养之都、全国文明城市和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中。这种融合地方文化特色的实践，能够有效增强学习活动的文化亲和力和社会认同感。同时，价值引领需关注学习者的内生动力。二是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体系的融合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学习型社会提供了深厚的价值根基，使我国的学习型社会建设更具文化延续性和社会感召力。例如，浙江温州启动的“文化礼堂·社区学校”共同体项目，构建全民终身学习的“温州模式”，推进社区教育进农村文化礼堂。此外，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价值化引领还强调包容性和适应性，充分尊重本土语言、传统知识和节庆文化等，通过代际学习增强社区文化认同。由此，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文化内涵不断丰富，也使其不断成为凝聚社会共识、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三是多元协同形成制度化的价值表达。学习型社会需要社会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协同参与。结合我国国情，这些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政府部门，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各类行业，企业，社区，家庭，各类社会团体、公益性组织，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各类媒体等。多元主体通过建立多部门协同机制、构建资源共建共享平台、形成社会广泛参与的支持网络、完善法律与政策保障体系等途径实现协同，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制度化的价值表达。由此，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多元协同不仅仅停留在实践层面，还通过机制构建、平台搭建、网络形成和法律保障，上升为稳定的制度化价值表达，使学习型社会的建设获得持续的社会合力和制度动能。
综上，在教育强国战略引领下，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既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本文从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四个维度，阐述了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逻辑，以期勾勒出一个既有历史纵深又具时代特色、既立足本土实践又展现全球视野的完整图景。展望未来，该话语体系发展仍面临诸多机遇与挑战。数字技术的飞速演进将持续重塑教育生态，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对“泛在可及”内涵的理解，打造更加智慧、灵活、包容的学习环境。人口结构变化、产业转型升级等宏观趋势，对技能迭代与终身职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亟待完善资历框架与学分银行制度，打通人才成长“立交桥”。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国情，则需要更加精准的政策供给与资源配置，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成果惠及每个人。与此同时，如何进一步增强该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如何更有效地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切实的制度安排与学习者的获得感，仍是需要持续探索的重大课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既需要理论研究的持续深化，也需要实践探索的不断创新，更需要运用系统论方法，推动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螺旋上升和良性互动。
来源：终身教育研究
